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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国防建设对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依赖空前增强。走军民融合之路，大力推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军地资源双向利用、使用效应双向优化，实现一种资源投入、多种效益产出的“兼容型”、“双赢式”发展，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实现富国强军的必由之路。但要看到的是，较之工业时代，当下的军民融合正被愈来愈深地打上信息时代烙印，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变化、新特征。这是我们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时必须认清和把握的关键点。

　　由以物质能量为主导转移到以信息网络为主导

　　机械化时代的战争，是以人力密集型和数量规模型为特征的战争，与之相适应的国防建设是物质能量也就是武器装备为主导的资源投入与产出，核心就是机械化。以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标志着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突起的信息化战争则呈现出前后方之间的界限模糊、军兵种之间的藩篱被打破、军用与民用技术设备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军人与平民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的特点，其实质是以科技密集型和质量效能型为特征的战争，与之相适应的国防建设是以信息和网络资源为主导的投入与产出，其核心和实质就是信息化。这就使得军民融合的重心开始由物质能量向信息转移，具体表现在：
　　信息基础设施的融合。即依托民用信息基础设施资源，解决军队高速数据、宽带业务、多媒体业务以及移动通信等问题，使之既满足军队需求，又使国家、地方信息基础设施和运营服务效益最大化。
　　信息资源的融合。主要是在导航定位、气象水文、海洋环境、地理空间、标准时间和社会人文等公用信息，以及电磁频谱、军事物流、作战保障与应急动员等专用信息资源开发上，由国家统筹规划，军地分工协同，建立信息交换渠道，统一数据标准，满足军地信息共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的融合。主要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整合军地科技资源，建立军民融合的信息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军民信息技术的共享、相互转化和联合攻关。
　　信息动员的融合。主要是加强信息化国防动员体系建设，重点是突出信息化装备技术保障、应急研制生产等方面的人才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装备动员能力建设。

　　由板块式的行业对接深化到贯通一体的体系融合

　　信息时代的军民融合，不仅是对军民结合的发展和创新，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式的深度融合，是打破行业壁垒、打破军民格局、打破平战界限的一体化融合，是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利用，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上的深度创新。如，为了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社会化大协作体系的建立，国家实施了军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并逐步建立了军民良性互动的新型投资体制，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对企业进行重塑再造，这些体制机制的建立，对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军工企业的科研实力、生产能力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在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化程度上，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起重要作用的民用高新技术或某些经济领域的特有技术，通过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加以军事化改造和利用；另一方面，除部分涉及军事核心机密的技术外，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用于带动和促进民用技术发展，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科技推动力。对于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都起重要作用的元素，通过体制机制上的“化合”和“分解”，形成生产力和战斗力有效融合的新结构。美国学者弗兰克·斯图尔特·科尔曼曾对日本在战争准备上的军民融合做过这样的描述：二战结束后，盟国规定不许日本生产进攻性武器。但你如果去过日本，就会发现，日本的输油管与加农炮管一样粗，天然气管与榴弹炮管一样粗，水管与步枪的口径一样粗，一旦日本投入战争，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制造武器。这就是平战结合、体系融合的典型事例。

　　由内向型的封闭发展延伸到优势互补的国际协作

　　信息时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信息化、网络化潮流冲击着所有国家。原有的内向型封闭发展已无法适应日渐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依靠一国力量包打天下、单打独斗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必须扩大开放、走出国门来适应这一潮流。
　　军民融合注入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军民融合全球化战略提供了外部条件，通过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资本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促进落后行业或领域的发展，已成为赢得全球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双重竞争优势的最佳途径之一。
　　军民融合触角不断向全球化延伸。其内涵包括装备生产和科研体系、人才培养和引进体系、军队保障和动员体系的军民融合全球化等多个方面。如，近些年多国参与的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印度允许20%的国外资本参与武器制造的私有企业，等等，都是军品及技术全球共同开发的鲜活事例；美国在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实现后勤、装备的联盟动员，就是美国军民融合全球化战略在军队保障和动员领域的生动体现。

　　由垄断型的资源独占转变到兼容双赢的资源共享

　　在工业时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采取粗放型的军民分离式发展模式，军地之间的资源重复建设现象比较普遍，形成了小而全、大而全的局面，由资源独占所导致的资源使用效益长期在低层次徘徊，即使偶有军民结合，也大多是军地间的局部、简单、被动、短期的应急式协作行为，在资源投入上的“非此即彼”直接导致资源效益产出上的“顾此失彼”。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在国防建设领域的资源投入过大，“要大炮不要黄油”，要军事效益不要经济社会效益，国防建设对资源的独占垄断直接导致经济建设的困境，并最终成为国家解体的深层次诱因。
　　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化战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不仅是敌我双方在军事领域的体系对抗，更表现为在经济技术领域尤其是各种资源的综合较量，不仅拼“钢铁”，更是拼“硅片”，不仅拼物力，更是拼智力，不仅要拼数量规模，更要拼质量效益。这就要求必须把军地两个系统的资源同时放入一个大体系进行统筹安排，既要以军事需求为牵引，投入必要的国防经济资源，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又要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将军用资源转化为民用资源，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实行军用资源系统和民用资源系统的标准化建设，以促进两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实现资源投入产出的“兼容双赢”效应。如，世界军事强国在外层空间的开发和利用上，将卫星作为军民通用的资源，既服务于经济建设、进行和平利用，又运用于侦察监视、预警探测、指挥控制、信息通联等军事领域，达到了“以民养军”、“以民促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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