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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作为重要切入口和突破点，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并与其他治理层级共同构成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目前，xx市已经被中央政法委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第一期城市，并不断探索具有xx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城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适应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一）从空间范围上“以市入群”能更好地推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市域既是国家社会治理大政方针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者和推动者，是社会治理的“前线指挥部”。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助推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繁荣的直接引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背后的重要支撑是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各方面的创新。社会治理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来自于各级的稳定发展，县域是区域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运行中县域很容易局限在“一亩三分地”上，在发展思路中难以跳出县域看县域。因此，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行政级别主要是以“市”为单位构成城市群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设区的城市区域为空间范围［1］。而市域具有统筹县域和基层的行动能力，正好能够克服县域、镇域职权范围、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的客观限制，从市级层面更好地统筹谋划、统筹协调、统筹发展，把社会治理的重心从县域“前线阵地”转向市域“前线指挥部”，通过治理形成支撑，“以市带县”促进地方更好发展地融入城市群建设。
　　（二）从治理主体上“一核多元”能更好地发挥各方力量
　　县级政府是县域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者和维稳前沿阵地，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等各类要素越来越向市域聚集，风险与挑战也向市域集聚，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市域社会治理是市域范围内党委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开展的一种社会行动。市域具有最优治理半径和能产生最大政策边际效应，市域社会治理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有效防止风险外溢扩散上行，保障xx的平安稳定。
　　（三）从治理目标上“以城带乡”能更好地推动城镇化建设
　　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四川省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9%，xx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36%，排在全省第6位。市域一级涵盖了城镇和乡村。市域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有交叉，但是不同于基层治理，它有独特的层级优势、治理功能和行事逻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城区为重点、覆盖农村、城乡联动，充分发挥市级层面主导作用，在市域范围内统筹谋划和实施的社会治理［2］。它具有相对完备的行政权限和部分立法权限，也具有较为强大的处置能力和平台优势，能快速研判信息、广泛调集力量、紧急协调处置，能够让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乡居民，更好地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
　　二、xx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工作成效
　　2019年以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中共四川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分别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行部署，xx市委、市政府准确把握大局大势，顺时而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启动后，xx市第一时间提交创建申请并被确定为第一批试点城市，不断探索具有xx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城社会治理新模式。2019年1—10月，全市刑事案件立案3027起，同比下降8.5%，破案率同比上升5.7%；受理案件30821件，审执结29446件；批准或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1341人，起诉2125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54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18303人（次），全市治安大局平稳，社会基本面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一）强化“四个主动”，高位推进工作
　　1.积极主动申报，积极争取试点
　　xx市委、市政府把申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年1月13日，xx市七届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把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随后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平安xx建设领导小组，并安排部署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了《关于成立xx市平安xx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高位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
　　2.积极主动谋划，明晰思路方向
　　市委政法委多次前往四川省委政法委主动对接、汇报试点工作，先后组织召开8次机关干部大会专题讨论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并围绕《中共xx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最终形成了以着力健全“三大体系”、统筹开展“五大行动”、全域推进“八大工程”为载体来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与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能力建设相融合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路径。
　　3.积极主动作为，快速组建专班
　　从11个县（市、区）政法系统各抽调1名基层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同志组成xx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专班，在全力协助推进xx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工作的同时，为各县（市、区）培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骨干人才，也为三年试点工作和整个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奠定基础。目前专班运转有力、对联系指导各县（市、区）试点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4.积极主动创新，推进试点探索
　　按照县（市、区）一年一特色的思路，市委政法委探索创建市区两级共建共享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峨眉山市人民法院积极创建“诉源治理”中心，不断打造符合市域特点、时代特征、xx特色的品牌项目。目前，市区共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即将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峨眉山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中心已正式运行，取得良好成效。同时，在市中区、峨眉山市选取培育具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典型代表的小区自治、村（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乡镇（街道）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旅游法官工作站、公益诉讼检察室、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综治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全方位、多领域“以点带面”推动全市试点工作深入推进。
　　（二）强化“四大坚持”，保障行稳致远
　　1.坚持党的领导，夯实政治基础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首先，xx市委印发《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重心，充分发挥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其次，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市中区、峨眉山市等重点县（市、区）组建城乡社区治理办公室，着力构建党政主导、属地主责、部门主管、基层主抓的领导工作格局，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再次，全覆盖推行“小支部”工作法，实施农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在全省率先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党委备案管理制度，补充调整村党组织书记109名，“一肩挑”占比达60%，通过党的建设推动力量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中。
　　2.坚持目标导向，锁定目标任务
　　根据《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和《四川省区域特色工作指引》要求，xx市委政法结合本地实际，将97项基本要求分解落实到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并收集汇总各部门提出的三年总体目标、年度目标和2020年重点项目，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xx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三年目标及责任分工》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2020年重点项目》，共落实了11名责任市领导和22个市级牵头部门、52个市级配合部门，225项具体工作措施、32个重点项目，并在平安xx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审定通过。
　　3.坚持民本思想，关注特殊群体
　　市域社会治理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把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的美好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实际效果，让老百姓在社会治理中有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xx市建立了特殊群体和重点人群关爱机制，从源头上防控个人极端事件。持续深化“集中供养+居家救助”，把全市3581名失能贫困群众纳入救助范围，工作做法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针对病残吸毒人员“管不住、不敢收、没地戒”的难题，建成全省唯一专业收治场所——xx市康复救治中心，累计收治病残吸毒人员286名。实施社区矫正对象监管信息化，刑释人员安置率达95.8%、帮教率达100%。
　　4.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
　　xx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事情情况，聚焦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切实把风险防住、把漏洞堵严、把短板补齐，推动市域社会治理不断取得实质性突破。从2018年起，xx就开始实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三年对标补短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总投资超过510亿元的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对标补短项目107个，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9年，生活垃圾环保发电、嘉祥外国语学校一期等项目建成投运，农贸市场、“厕所革命”“扶贫专项”等加快推进，完成民生实事35件、投资170亿元。其中，“四个一”就业精准扶贫工作法入选人社部60个扶贫典型案例。
　　（三）强化“四个关键”，抓住核心问题
　　1.强化源头管控措施，提高化解实效
　　一是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摸排。制定发布了《关于排查报送重大矛盾纠纷的通知》，全面摸排进京到省非访风险等7大类重大矛盾纠纷，逐一完善台帐和化解措施。截止2019年，全市受理矛盾纠纷21075件，调解成功率99.49%。二是是开展“三色预警”行动。将疑难矛盾纠纷分为“红、橙、黄”三个等级，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闭合循环”运行机制，进行实时预警、动态管理、包案化解。2019年，全市受理矛盾纠纷25589件、调解成功率达99.4%。三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设立县、乡、村三级心理疏导（咨询）室，在夹江县开展全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因心理问题、行为失常导致的极端案（事）件明显下降。四是有效防范“民转刑”命案发生。制发《关于在全市建立可能引发“民转刑”命案矛盾纠纷跟踪督办工作机制的通知》，对全市各地排查出的47件可能引发“民转刑”命案的矛盾纠纷全部建立跟踪督办台账，化解可能引发民转刑命案矛盾纠纷28件。五是推进“诉源治理”工作。下发《关于全面推行“诉源治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在全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法律服务站117个，在法院、法庭引入非诉调解组织58个，在全市115个公安派出所建立驻所人民调解室，配专兼职调解员345人，市检察院建立“12309”智能化检察为民服务平台，及时接受、办理、回复群众来信来访。六是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严格落实实施办法，拉网式排查在建或拟建重大建设项目，开展评估161件，其中暂缓实施1件。
　　2.强化重点人员管控，加强分类管理
　　一是加强重点人员管控。组织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问题集中摸排活动，梳理排查出各类矛盾问题102件，逐一落实责任单位、责任领导、责任人和化解时限。围绕“底数清、动态明、控得住、防危害”工作目标，对440名重点工作对象、18个管控阵地、8大类35个重点组织和诉求群体开展滚动式排查，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盯死看牢”。二是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持续开展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强化信息综合运用。三是加强特殊人员管控。坚持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妥善处置涉军群体、投融资利益受损人员、水电移民等到省进京聚集。畅通司法“绿色通道”和群众诉求通道，快立快审快执土地流转纠纷等案件197件，办理来信来访事项3307件（人）次，征地拆迁等领域信访积案得到妥善解决。
　　3.强化特殊时段稳定，确保稳定和谐
　　针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发挥政法综治职能作用，以3134个网格为基础，调动6732名网格员、2.1万名人民调解员、6万余名治安积极分子和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入户走访21万余人次，摸排收集各类涉疫情社情民意信息39万余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处置工作。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和重点部位守护，共盘查人员106万余人次、车辆41万余台次；全面摸排化解涉疫情矛盾纠纷1292件，成功率99.2%。把监所疫情防控纳入联防联控机制统筹推进，强化战时措施，严格封闭管理，认真落实刑满释放人员体检、集中隔离观察及安置帮教相关工作，保证了全市监所清净无疫。
　　4.强化重点领域治理，开展专项整治
　　一是攻坚景区违建专项整治。坚持“依法、分类、稳妥”整治原则，将由国家、省、市新依法认定公布外来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有使用、纳入违建别墅清理整治的181栋18.58万平方米违建农房（别墅）全部拆除完毕。二是持续深化禁毒重点整治。紧紧抓住严打毒品违法犯罪、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加强毒品预防教育三个重点，将禁毒工作单独纳入党政绩效保证目标考核，市禁毒办与组织、宣传、交通、教育、妇联、团委、邮管等部门搭建了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保持严打整治高压态势。三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涉黑涉恶案件448起，查处“保护伞”案件45件。四是推进寄递物流依法常态化监管，严格落实“三个100%”，从源头上加强寄递物流安全管理，协调组织邮管、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涉枪涉爆涉毒联合专项检查。五是加强危爆物品清理整治，建立烟花爆竹购销实名制、大宗异常报告制、远程视频监控制全链条“三法监管”制度，加强对加油站点的安全监管，开展整治网吧专项行动。
　　（四）强化“四个提升”，提高治理实效
　　1.提升网格化服务质效
　　结合全市实际开展“网格服务管理能力提升”活动，划分网格3135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6736人，做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县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与县综治中心一体化运行，加强基础数据录入及动态更新，完善分流指派、督办考核、分析研判等工作机制，全年办结各类事件37.4万件。二是开展全覆盖走访。组织网格员每周不少于一次全覆盖走访摸排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特别是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筛查发现和登记报告，逐人建立台账并动态更新信息，并将采集的特殊人群信息及时推送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做好综合分析和风险评估，对评估为高风险的人员，做好预警预防和处置工作。
　　2.提升信息化使用效能
　　一是实现农村“雪亮工程”全覆盖，2019年新完成395个村的“雪亮工程”建设任务，全市已实现全覆盖，累计建成监控探头9899个，监控入户72615户，手机APP安装使用9113台。“雪亮工程”帮助各地成功破获各类刑事治安案件70余起，调处矛盾纠纷60余件，整治安全隐患50余处。二是全力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重点支持城市项目建设，正结合全市实际制定建设方案和争取财政投入，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三是推进“互联网＋治理”深化工程。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智慧检察、智慧公安，在全省率先试点公安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审判、检务、警务三公开。建成市县两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提供法律援助、公证等“指尖服务”。
　　3.提升信访工作实效
　　一是畅通信访渠道。进一步加强群众来信、走访和网访事项的规范办理。2019年1—9月，群众到市以上信访总量5318件（人）次，同比下降1%。二是落实领导接访。严格落实市、县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实地督导和跟踪问效，确保领导接访案件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1—9月，市、县两级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1117批2538人次，化解群众问题339个。三是推进积案化解。在全市开展积案化解和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已办结信访积案难案56件，息诉息访28件。
　　4.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实效
　　全市建立了专业行业调解组织200余个，法院非诉调解平台进驻15家非诉组织，配备专职调解员70余人，设立旅游审判庭（巡回法庭）、家事审判合议庭和劳动争议巡回法庭，加强重点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司法行政部门组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法律服务中心，推动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相关案件。全市18个城区公安派出所实现人民调解员入驻全覆盖，推进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联动。工会系统聘请法律顾问20名，实现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维权律师和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组建率100%。妇联成立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警察、女律师组成的“嘉州巾帼普法维权服务团”12个，建成妇女儿童维权站232个。设立个人调解室28个，聘请彝族群众中有威信的“德古”、彝族干部、家支代表等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截至目前，全市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7452件，化解调处17294件，成功率达99.09%。
　　三、目前xx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xx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刚刚起步，从统筹资源、整合力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亟待破解。
　　（一）理解认识还不够深入
　　当前xx正处于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任务繁重，风险挑战不断增多，迫切需要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而市域社会治理面临十分繁重的任务，既有流动人口、公众服务、城市基建等治理事项，也有突发事件处置、社会矛盾化解、民族宗教服务“急、难、特、新、重”等治理问题。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首次提出距今不过两年多时间，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启动距今约一年时间。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个别部门和县（区）还没有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读懂吃透，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认识不高、重视程度不够。有的部门和县（区）没有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找不到工作切入点和落脚点，工作还停留在纸面上。个别部门和地方片面认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的事情，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工作整体上没有形成联动性和聚合力。有的将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等内容都纳入市域社会治理，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现象。
　　（二）统筹整合还不够有力
　　市域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迫切需要统筹全局、整合力量、系统治理、整体发力，目前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由市政法委牵头，但同时还涉及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数字经济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市级部门以及各县（市、区）的相关部门。目前各部门的信息系统大多是垂直系统，信息数据只能在部门内部互通使用，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各部门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彼此间信息资源的录入标准、采集形式、数据接口千差万别，行政资源和信息共享在主管和客观上都有难以有效整合的原因。纵向上，市域社会治理应该是要按照市级层面统筹协调、县级层面组织实施、乡镇层面强基固本的原则来理顺纵向架构，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但在现行条块分割的体制下由上至下的“金字塔式”地方政府层次结构使治理体系的运转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层级“势能”推动，实际工作中层级之间协调困难，治理任务极易被层层转嫁到基层。村（社区）“两委”财政保障的专职干部平均仅5—9人，但需要完成涉及党建、民政、劳动保障、综治等20余个上级部门交办的118余项行政性事务，“事多、人少、酬低”成为基层面临的普遍性困境。
　　（三）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
　　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事后处置模式，遵循“问题-反应”的治理逻辑。2019年12月召开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主动破解社会矛盾外溢这一最突出的难题，提升市域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化解水平”。其内涵是中央强调要将社会治理关口前移，突出源头治理，这就要求对基层矛盾纠纷进行排查摸底，真正做到信息灵、掌控全，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干预。但是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加速流动，社会矛盾呈现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经济纠纷、法律纠纷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农民工工资、退役军人诉求、征地拆迁、医患纠纷、环保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不断，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涉众性矛盾纠纷持续高发。人员的流动性、矛盾纠纷复杂性、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人员力量薄弱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名制登记落实等面临诸多问题，基层薄弱、基础不实的情况较为突出，基础工作覆盖面、问题检出率等亟待提升。如xx中心城市因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小区、院落人员构成复杂、管理难度大。市中区户籍人口64万、外来流动人口23万余人，由于租住户多且动态变化频繁，社区民警、社区干部甚至小区物管，很难说清这23万余人中的到底有多少来自市外、市内以及租住户人员构成的具体情况。再比如，推行基层乡镇（街道）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建制调整，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等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调整缓慢，对基础情况的摸底滞后。
　　（四）治理主体还不够多元
　　市域社会治理是市域范围内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等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合作的基础上开展的一种社会行动。但是目前依靠专门力量多、发动社会力量少，采取行政手段多、运用市场办法少，政府做决策多、群众话语权少，出现“政府拼命干、居民靠边看、百姓不买账、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严重削弱了治理效能。比如，截止2019年底，xx市有各类社会组织1752家，其中全市性社会组织337家。其中：登记有慈善组织13家、专业社工组织11家，志愿服务组织24家，具有纯公益性质的其他社会组织15家，社区服务类130余家（以区县登记的文体卫生类为主）。大部分为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研究会、文体协会等社会组织，但真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公益类慈善、教育、社区服务等社会组织不多，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严重不足。还比如，自治组织发展滞后，市中区辖区内931个小区中，仅有316个小区有物业管理，即使建立了物业委员会，但是自治功能并未真正发挥。
　　（五）防治效力还发挥不足
　　当前，全市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依然处在高位运行，破案率还不高。高铁站、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危爆物品、寄递物流、交通、消防等公共安全隐患日益凸显，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室盗窃、扒窃、电瓶车被盗、电信诈骗、小区吸毒人员管控等“身边小案”源头防范和依法有效打击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还比如特殊人群管控难度大和保障不足的矛盾突出，截止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病患者15181人，全市27.27%的县（市、区）没有建立精神卫生机构（马边、沐川、金口河无精神科医疗机构），用于精神病医院治疗的床位全市仅3509张，最多只能满足在册23.11%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就医治疗需求。全市在册吸毒人员1.4万余人，现有强制隔离戒毒所1个、戒毒康复中心1个，加上纳入社区戒毒康复与强制隔离戒毒两种方式也仅能容纳2200余人强戒或戒毒康复，占在册吸毒人员总数的15.7%。目前全市没有工读学校，重点青少年特殊教育还很匮乏。2019年全市共衔接刑满释放人员2221人，社区矫正对象1286人，基层司法所人少事多，依法实施矫正管理难度大。xx市特殊人群基数大、管控工作基础弱、保障工作欠账多，一些原列入“十三五”社会管理创新规划的项目，由于立项和资金的原因部分开建的项目也进展缓慢难以按期落地落实。
　　四、推进xx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市域作为承上启下的治理空间和治理层级，为了更好地推动制度在市域层级创新、力量在市域层级整合、资源在市域层级集聚，需要进一步优化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一）抓住五个关键，做好重点风险防范
　　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广、问题杂、线索多，必须要聚焦重点领域，抓住突出问题，牵住“牛鼻子”着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实效。
　　1.聚焦政治安全领域
　　陈一新强调，防范化解重大政治安全风险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此，要建立健全政治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着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最大限度挤压网络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滋生的空间［3］；要确保市域范围内的安全稳定，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要防范打击邪教活动，依法打击邪教组织破坏活动，坚决消解其组织基础。
　　2.聚焦社会治安领域
　　以增强社会治安防控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为目标，以推进公共安全全覆盖、全链条、全要素管理为重点，健全经常性专项打击整治机制，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控网络。继续抓实“铁腕铸盾”治安防控工程，按照“一年查漏补短、两年固本强基、三年形成长效”分步推进目标，创新推进一村一警“农村警务”、烟花爆竹“三法监管”、矛盾纠纷“三色预警”等“八大机制”。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在宣传发动上持续发力，在线索摸排上聚焦发力，在案件侦办上精准发力，在破网打伞上加压增力，在源头治理上深耕细作，确保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打出实效。建立完善严打整治经常性机制，始终保持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压倒性态势。
　　3.聚焦重大矛盾纠纷
　　完善科学决策机制，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的制度机制。加强源头防范，严格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矛盾风险排查预警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人员一线的优势，把排查矛盾纠纷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完善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建设，综合运用纠纷调处、权益保障、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困难帮扶等形式，全面加强出租车司机、农民工工资、退役军人诉求、征地拆迁、医患纠纷、环保纠纷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向矛盾纠纷多发易发行业和领域延伸倾斜，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大力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持续深化“诉非衔接”“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访调对接”机制建设，发挥好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的作用，不断增强矛盾风险联动化解质效。完善排查化解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体系，大力推行市、县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努力把问题解决在早在小。着力解决重点领域突出疑难矛盾纠纷的攻坚，培育推动第三方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4.聚焦公共安全领域
　　启动建设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全域覆盖、全网共享”。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机制，加强重点物品、重点场所、重点行业安全监管措施，相关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完善工作流程，共同维护好、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各尽其责的良好格局。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预案中应包含社会力量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方式和机制，使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公民个人能够有序地参与到卫生应急管理中来，目前的防控重点是严防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和境内反弹；同时还要建立动态应急物资储备系统，以产能保障、厂家适量存储为基础，在县、市级预案中，通过增加库存把物资储备在用户端，做到用储结合。
　　5.聚焦网络安全领域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积极构建以党委政法委、政法各部门账号为主体的政法新媒体网络矩阵，切实提高新媒体的品牌创新能力、话题设置能力、“引关圈粉”能力、网评引导能力，引导舆论、动员群众、传播正能量，不断提高网络政法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针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研究出台更加专业和更具操作性的治理方案，注意合理区分境内外敌对势力挑衅攻击、错误社会思潮影响、民生问题和社会事件泛政治化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根源，探索建立多部门联动监管、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置措施。建立涉政法案（事）件舆情引导联动机制，完善重大敏感舆情应对处置机制，牢牢把握敏感案（事）件舆情引导主动权，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二）突出多元共治，形成共建共治合力
　　1.坚持党委领导
　　党的领导是解决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困惑的逻辑起点。市委要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市域社会治理列入党委重要议程，统筹各方资源力量，研究谋划市域社会治理的整体规划、总体思路、政策导向、目标任务、方法路径，将社会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社会风险防控贯穿规划、决策、执行、监管各领域各环节，切实履行维护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4］。各地党委政法委按照党委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发挥牵头协调作用，抓好示范引领和宣传发动。基层党组织加强对村级组织机构和村级事务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
　　2.政府齐抓共建
　　政府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进一步厘清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法定职能，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强化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构建互信、互助、互担的整体防控链，形成问题共治、工作联动的工作格局，构建综合高效的服务管理体制。政府要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政务公开，转变市县两级政府职能，加大资源整合和协调配合力度，采取分级分类项目化管理方式，加大工作保障力度。［5］
　　3.发动群众参与
　　理顺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责边界，强化村（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纠纷调解、公益慈善、邻里互助等村（社区）群众依法自治内容。完善畅通村（社区）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就近解决民间纠纷的法治、德治、自治渠道，建立完善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提高村（社区）群众自治的社会化、法治化水平。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村（居）委会自治功能，加强业委会等组织的规范运作。完善基层治理事务公开方式，广泛建立社区（村）议事会、协商会、听证会、评议会，健全自下而上的自治议题形成和回应机制，推进协商议事制度化程序化，做到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5］
　　4.鼓励社会参与
　　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方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重点扶持发展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保维稳类等社会组织，完善激励、惩戒和退出等制度机制。
　　（三）夯实治理基础，筑牢后续发展根基
　　1.以网格化完善基础管理能力
　　进一步优化网格资源，创新完善网格治理工作机制，开发应用手机APP等移动办公平台，强化基础数据更新完善，强化对流动人口、精神障碍患者、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吸毒人员、不良行为青少年、邪教人员、信访老户和扬言报复社会及可能铤而走险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帮扶教育和日常管理，强化对旧货业、公章刻制业、机动车改装业、废旧收购业、娱乐服务场所、寄递物流、公交安保、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网络等重点行业安全监管，强化对危爆、易制毒化学品等重点物品管控，切实提高预警预测预防能力。完善网格化服务规范管理，结合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建制调整优化网格划分，在有条件的区县试点推行“清单+责任”制考核，进一步统筹整合党建、综治等各类网格，构建“全科网格”“全要素网格”，建立“网格发现、社区呼叫、分级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
　　2.以信息化提升预警预防能力
　　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科技化、信息化技术研发与应用，持续推进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综治中心与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平台一体化运行，与同级公安指挥中心、城市管理中心或心连心服务中心深度融合，统筹法院、检察院、公安、应急等社会治理单位的职能职责，有效整合涉及市域社会治理的各类信息系统及前端信息采集软件，促进信息资源的统一归集、综合分析与精准利用。加快推进“雪亮工程”联网运用，依托省、市、县三级“雪亮工程”交换共享平台，整合公安“天网”以及社会视频资源，构建“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统筹数字乡村建设，加快省级智慧平安小区建设，推进“xx市数字城管升级智慧城管建设项目”，实现省、市、县三级数据互联互通。
　　3.以法治化促发展保善治
　　充分利用市级立法资源，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管理、文化保护等民生法律制度的创制，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用立法化解社会矛盾。针对关系民生利益的重大项目，要健全落实依法决策机制，做好公众参与、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工作，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4］要深入推进市域执法司法规范化，推动程序公开化、裁量标准化、行为规范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构建上下贯通的法治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立体化、全天候的市域法治监督网络，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四）建立协作机制，有效凝聚治理合力
　　1.建立统筹推进机制
　　科学把握市域社会治理规律特点，吃透中央和省级决策部署，摸清xx实际情况，统筹当前工作与长远布局、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研究制定整市推进、层级协同的社会治理总体思路，构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体制和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的齐抓共管体制，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体系，实现社会资源集约化配置、系统化整合，在全市上下形成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2.建立协调配合机制
　　部门协调配合是在服务大局中谋划工作、综合增强治理效能的必备条件。市域社会治理需要克服了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坚持在服务大局中谋划和推动工作，以部门的协同高效配合，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因此，要注意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梳理涉及社会治理的党政群部门权责，明确责任链条分界点、衔接点，完善部门间联动机制，保证履职更加顺畅高效。
　　3.建立分级施策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覆盖市、县（区）、乡镇（街道）三个行政层级和村级（社区）治理单元，涉及宏观统筹协调、中观推进落实、微观精细管理的治理目标，要根据不同层级的特点分类确权，明确市级、区级、街镇三个层面的“有差异的”职能。在市级层面，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党委政府“一把手”工程列入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政府工作重要内容，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在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体制创新、制度建设、调度督办、工作保障上给予指导和支持，研究确定本地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政策导向、目标任务、方法路径，动员全市力量，整合多方资源，整体推进xx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在县（区）级层面，党政主导高位推动，政法委担当“施工队”负责落实，聚焦社会治理难题，每个县（区）每年确定几件大事实事，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构建起了权责清晰、奖惩分明、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社会治理链条。在乡镇（街道）层面，在全市乡镇（街道）全部配齐党委政法委员的基础上，确保上级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在村（社区）层面，在“网格”基础上突出居民主体地位，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五）全力做好保障，确保试点首创必成
　　1.强化组织推动
　　市县镇三级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压实推进责任，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与贯彻落实国家安全、平安、法治、信访等责任制紧密结合，科学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组织各方面力量扎实推进。［6］
　　2.健全考评机制
　　探索“正反双面”效能评价机制，建立完善基层治理评价体系，加大先进典型选树宣传，实行后进单位通报提醒，依托“心连心”“嘉廉话”“环保曝光台”、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等资源建立城乡基层治理反向评价机制，并针对问题要求限期抓好整改落实。强化考核激励措施落实，将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作为年度重点工作纳入对县（市、区）、市级有关部门综合目标考核，强化考核问效。
　　3.强化人才保障
　　要全面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努力成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面对急难险重任务顶得上去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小组等三支基层治理骨干队伍建设，配套完善有关激励保障措施，全面提升基层治理队伍治理能力。

注释：
［1］杨小俊，陈成文，陈建平：《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资源整合能力———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分析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27卷第6期。
［2］黄新华，石术：《从县域社会治理到市域社会治理——场域转换中治理重心和治理政策的转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4］陈一新：《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2018年第8期。
［5］杨安：《党的领导：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灵魂》，《民主与法制时报》2019年8月1日。
［6］戚小倩，戴兆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探索》，《群众》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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