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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值此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我们在吴起革命纪念馆组织开展这次现场教学活动，其目的就是将我县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了解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吴起这段光辉历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勇担在肩。借此机会，我围绕从党的优良传统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思想力量，和同志们作以简要交流。
　　大家都知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拥护和坚定支持。
　　前段时间学习时，看到了一篇短文：《延安三问》，很好地诠释了加强党的建设在我党的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延安三问的具体内容是：
　　一问：清贫的延安为何如此令人神往？
　　延安时期，尤其是“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再加上，“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然而，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进步青年和海外青年华侨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迫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二问：艰难岁月，为何如此斗志昂扬？
　　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昭和18年（即1943年）的年度综合战报中写道：“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000次中，和中共军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多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000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方收容的74000俘虏中，中共军的比率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三问：星罗棋布的根据地，为何无人“割地称王”？
　　在（抗战胜利后）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正规军队总人数达120余万人、民兵总数达220万人、遍布全国19个省的各大解放区，没有1人“割地称王”。
　　如何回答这“延安三问”，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党一直重视党建工作，从而使广大党员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所以，这是共同价值、信念使然。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到对延安的印象中提到，延安是他见过的中国最贫苦的地方，但这里的士兵是他在中国看到的真正感到快乐的无产者。回顾我党成立、成长壮大的历史，加强党的建设的工作一以贯之，从未停止。早在1927年9月，三湾村改编，毛泽东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使军队党的建设形成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的领导机关，这就在部队建起严整的党组织体系，为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组织保证，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从五次反“围剿”斗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湘江血战的惨重失利到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红军的队伍为什么能克服各种困难？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44年9月，在纪念党的伟大战士张思德的演讲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他还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作“种子与土地”的关系，说“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说鱼离不开水。在《愚公移山》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明确地把“人民”比作“上帝”。所有这些经典的表述，都说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分量是多么地重、位置是多么地高，感情是多么地深。在延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在杨家岭的山脚下还耕种了一块地。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开了3亩地，种了10多种蔬菜，从前线回延安的同志都喜欢到他那里打牙祭。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刘少奇吃小米胃疼，但他把撰写《论共产党员修养》所得稿费全部交纳党费，依然坚持吃小米饭。三五九旅将士“背枪上战场，锄禾斗田庄”，硬是把人迹罕至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延安，正如朱德总司令的赞美诗一样：“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美，人民专政天地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对此，1946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访问延安时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的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捷、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认为“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这种感觉如当年陈嘉庚的感受一样：“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也如思诺称赞的一样，是“东方魔力”，是“兴国之光”。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为了报效祖国、拯救民族危亡，排除千难万险，成群结队、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奔赴延安寻求真理。他们在进军途中还斗志昂扬地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并在西安到延安的崎岖道路上形成了一道独特而又靓丽的风景线。“到延安去！”一时成为那个时代青年发自肺腑的呼唤和强烈的愿望。是什么让延安这座偏僻的西北小城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感召着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答案就是红色延安的崭新气象，就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
　　西安事变后，陈嘉庚时刻牵挂国内的政治大局，1940年，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组织回国慰劳团。同样是接待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蒋介石拨了8万元经费（当时可以买800头牛）；而在延安，毛泽东用以待客的，是自己种植的蔬菜，一顿饭只花了几毛钱。尽管蒋介石再三提醒陈嘉庚“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但延安之行已经让这位爱国老人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陈嘉庚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可以说，延安精神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邓小平说过：“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抗日战争时期，“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世界最大的人民战争”（周恩来）。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周恩来说：“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延安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地，也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我们党以延安为中心，在陕北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伟大传奇。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插队七年，是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的楷模，梁家河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是“中国梦”的发祥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人民领袖再次在这里应运而生，我们每一个延安人都感到无比自豪。2018年全国到延安考察学习超过6000万人次，到梁家河的超过100万人次。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理论学习的记载，而这在同时期国民党人留下的日记中几乎难觅踪影。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高层干部，国民党人陈克文的日记触目可见喝酒、宴请、牢骚以及周围人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共产党人王恩茂的日记则不断出现学习、读书、讨论、培训的记载。98年来，这种学习精神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党。
　　历史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我们一定要始终牢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lzy)<\/td>"); document.writeln(" <\/tr>"); document.writeln("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