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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钱学森在对温总理的谈话中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老的话，温总理曾在多个场合提及。2006年，温总理在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上，也向参加座谈的几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转述了钱老的话，并说这是他“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如今，一代科学大师已然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留下的“钱学森之问”却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代表了众多有识之士的焦虑和期盼，也点到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也是中国教育领导机制的症结。
　　一、面对“钱学森之问”，引发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以及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经验，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究其原因就是中国教育重视共性而忽略个性的培养，无视学生创造力成长中最重要成分——兴趣的培养。以分数论英雄，应试教育依然盛行的中国，没有培养出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性，对于学生来说，答案只有对错之分，却没有人去质疑为什么一定对，为什么一定错，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导致学生没有问题，没有疑惑，因为答案都是现成的，你只需要记住即可，没有人去怀疑。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也是当前中国教育的一种缺失，缺失这种鼓励创新、鼓励怀疑、敢为人先的文化氛围。
　　“钱学森之问”问出了整个中国教育界的隐痛，而且钱学森把高等教育应该承担的过失放在首位，那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出来。”钱学森多次称赞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他回忆道 ，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习氛围弥漫在整校园，整个学校的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 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正是因为他这种敢于怀疑，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人先，才真正成就了钱学森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认真的去反思为什么西方的培养模式，造就了许许多多各领域的领先人才？为什么我国的培养模式，培养的大师级的人却少之又少呢？
　　二、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教育应该走出“是什么”误区，追求“为什么”的本质
　　（一）从小树立创新观念，认真呵护人的好奇心。
　　从小教育学生，想真正获取知识，必须自己亲自实践，亲自创新。要把向学生灌输书本上写的就是对的，书本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消除，要让学生大胆脱离书本，敢于质疑，敢于追求本质。把学生从“填鸭式”、“禁锢式”解放出来，让学生追求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发散式的学习方式，给予学生提供创新的土壤、阳光、水分和空气，要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入脑入心，要让学生始终处于问题之中，不断追寻“为什么”。
　　要正确引导学生的好奇心，许多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好奇心，因此从小呵护好奇心显得至关重要的。在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或感言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好奇心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内在因素。人刚踏入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那样陌生，对一切都是那么好奇，如果我们一味的打压，一味的以对错来衡量他们的好奇心，那样他们的思维就会被固定，对求知之心也慢慢退化。如果能真正呵护，以智慧性的引导和激发，人们的创造就能会被最大程度得以开掘。
　　（二）教育评价多元，学校教育需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激励学生全面发展。
　　“高考指挥棒”这个词，它像一根旧刺一样深深扎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面，永远刺痛着为高考拼搏的学生及家长们。在中国教育培养人才模式上，就是这样通过一次一次的考试，一次又一次的筛选，把那些应试能力强的学生留了下来，应试能力不强其他方面比较强的人，退出了大学的舞台，就是通过考试来衡量一切，把其他方面发展抛于脑后，置之不顾，采用一刀切形式，决定学生的一切。相反西方多采用鼓励学生有自己的不同见并在课堂上积极提出，同时老师也有意识的培养学生进行个性化思考习惯的养成，而不是将自己禁锢在一个黑盒中，他们评价一个学生的优劣，不是你考倒数第一就是劣的，考第一就一定是优秀的，他们会依据学生的特长、特点，多方面进行评价，而不是单一的由应试成绩来决定。一项研究表明，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在学校学习是并没有几个经常考第一的，但却有不少经常考倒数第一的，这些值得我们去深思一番。
　　凡古今中外有巨大成就的人，莫不是拥有多学科的广泛素养，如司马迁、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莎士比亚等。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不仅限于哲学研究，他还开创了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独立研究。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很宽，他同样不仅使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艺术的熏陶锻炼了他的思维，开阔了他的思路，对于他的发明创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和人文是一面硬币的两面，缺乏人文内涵的科技教育，往往使受教育者知识结构片面狭窄。中国教育“重理轻文，技术至上”，导致学生思想受到很大影响，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重视科学和人文教育并重，才能真正最大发挥出学生的内在潜力，中国的教育事业才能真正向更好地方向发展。
　　（三）加强师资建设，培养创新型教师，改变一层不变的教学方式。
　　中国的课堂经常被称为“填鸭式教学”，老师重复向学生灌输，力求学生能储备这些知识，用单一固定的方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或者用明确的标准来判别答案的优劣，让学生形成固定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如此，长期的灌输知识，忽视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等非智力因素或个性的培养，没有注意培养学生的“悟”性，导致中国的学生从开始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教育能否成功，教师的水平是关键性因素，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教师，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教育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这才是办出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的保障。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钱学森求学道路上来体现。在钱学森的求学成长道路上，他的恩师、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功不可没 。卡门的教学方法很独特 ，重在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这种教育方法让钱学森养成了良好的思维习惯，从而成就了钱学森的伟大事业。而我国，这样的优秀教师实在少之又少。什么样的老师就能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照搬不误，以分数来决定，是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大师的。所以要努力培养创造型的教师，改变固定式的教学方法，改变评价学生的眼光，不用分数来武断学生的优劣，才能真正让学生有兴趣学，才能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
　　三、面对“钱学森之问”，重在教育体制改革，重点是加强素质教育
　　人才是国家的首要资源，教育是人才资源的生产基地，没有强健的体制和大批高端人才，也就没有强力的现代化国家。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在规模、数量、速度上迅速发展，使人们感到了明显的变化。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触及制度变革的核心问题，官本位、行政化倾向依然严重，导致科研经费、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搞行政级别，就可能导致学术和项目评议等科研经费的行政分配和学术研究的行政化。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大笔资金投入科研方面，然而却鲜有原创产出，究其原因是层层截留，最终落实到科研上的资金寥寥无几。
　　在我国学校教育的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弊端特别严重，学校只注重抓学生学习，不重视实践操作，只重视分数，不注重能力。正是这种导向，导致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被大大削弱，学生独立思考、主动学习的精神被泯灭。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为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因而，造就一种实用性、适用性、操作性、创新性的教育是必要和必须的追求。教育，就是要给学生能自主思索、想象、发问、选择甚至是行动，这样才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的主动性。这样的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它有赖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强制给每个学校固定的一种办学模式，而是要使学校真正拥有办学的自主权，让学生真正拥有自己实践的平台。所以，改革教育体制才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成功之路，因此必须要进行改革，把纯粹的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让真正的素质教育之风在中华大地上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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